凡在人体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,导致人体的功能低下,脏腑损伤,阴阳气血亏耗,表现一系列亏少、不足证候为主时,统称为虚病。虚病的形成多有一个年深日久,缓慢发展的过程。周仲瑛认为中医补虚概念的提出,是以人为主要对象,认识人与病的相互关系,突出以治人为主的独特学术思想体系。
虚病的形成原因较多,如《理虚元鉴·虚症有六因》所说“有先天之因,有后天之因,有外感之因,有境遇之因,有医药之因”等。其病程较长,病势发展较慢,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,是以脏腑功能衰退、气血阴阳亏损为其主要病机。与西医学中各系统的多种慢性、消耗性疾病或器官功能衰竭有关。
虚病涉及的范围虽广,但总不离于五脏。而五脏之变,又不外乎气血阴阳。故对虚病的辨证,周仲瑛提出应以气、血、阴、阳为纲,五脏虚候为目。一般来说,气虚者主要表现为面色萎黄、神疲体倦、懒言声低、自汗、脉弱;血虚者主要表现为面色不华、唇甲淡白、头晕眼花、脉细;阴虚者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、五心烦热、盗汗、舌红少苔、脉细数;阳虚者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、形寒肢冷、舌质淡胖有齿印、脉微。一般病程较短,病情较轻的,多见气虚、血虚及气血两虚、气阴两虚之证;病程较长,病情较重的,多见阴虚、阳虚、阴阳两虚之证。通常气虚以肺脾为主,但病重者每可影响心肾;血虚以心肝为主,并与脾之化源不足有关;阴虚以肾肝肺为主,涉及心胃;阳虚以脾肾为主,重证每易影响到心。由于气血同源、阴阳互根、五脏相关,所以各种原因所致的虚病往往互相影响,由一虚可渐致两虚,由一脏可累及他脏,使病情趋于复杂和严重,辨证时应加以注意。
因虚病病程较长,临床上还应注意有无兼夹病证。首先,对因病致虚、久虚不复者,应辨明原有疾病是否还继续存在。如因热病、寒病或瘀结致虚者,原发疾病是否已经治愈。其次,应细察有无因虚致实的情况。如因气虚运血无力,形成瘀血;脾气虚不能运化水湿,以致水湿内停等。最后,还应注意是否兼夹外邪。虚病之人由于卫外不固,易感外邪为患,且感邪之后不易恢复,治疗用药也与常人感邪有所不同。若有以上兼夹病证,在治疗时应分别轻重缓急,予以兼顾。虚病后期,虚象毕露,大肉尽脱,而厌食不饥,或稍食即脘胀不适,腹泻便溏者,为脾胃衰败,化源告竭的严重现象,多预后不好,亦即“无胃气则死”“失谷者亡”之意。
对于虚病的治疗,以补益为基本原则。应根据所虚的部分不同,分别采用益气、养血、滋阴、温阳的治法,并结合五脏病位的不同而选方用药,以加强治疗的针对性。通常阳气虚者宜温补,但周仲瑛强调应补而兼温,以温而不燥为目的,既取甘温补气之参、芪、术、草、鹿角、河车;又配附、桂、干姜等辛热助火,合为温养阳气之方,添薪助火。若仅扬其火而不添其薪,则其燥烈之性反致耗劫真阴,阴阳两败。阴虚者宜清养,补而兼清,清而不凉。若偏于苦寒清火,不究火之虚实,不是补水以救火,反致苦燥伤阴,阴不能复。精血虚者宜峻补,取厚味填精之品以生血化气,此即《内经》所说:“精不足者补之以味”。除一般草木药外,要采用血肉有情之品补其不足。药如熟地、枸杞子、山茱萸、桂圆、大枣、鹿角、河车、龟板、阿胶、海参之类。凡体质薄弱,老幼产妇之虚证,无明显偏于阳虚、阴虚倾向者,可取平补法,用轻柔小剂调养,“缓补”图效,以免滋腻壅滞碍胃。
根据阴中求阳、阳中求阴的原则,在补阳药中配合少量阴药以滋阴助阳,在补阴药中配合少量阳药以助阳生阴。至于气虚之补血益气,血虚之益气生血;以及补阳以化气,补阴以生血等,其义亦复相同。如阴虚臌胀在用六味地黄丸为基础方时,加少量桂枝以通阳,对阴液的来复、小便的通利,每较单用滋阴利水药的疗效为显著。周仲瑛认为,从阴阳气血相互滋生的主次关系来看,似应以阳气为主导,补阳助阴、补气生血(阴)是治疗的重点,而阳虚用阴药、气虚用血药者少,表明阳生方能阴长。
从周仲瑛长期的临床实践来看,临证所见多种疾病的虚证似乎以气阴两虚为多见。在预后方面,偏于阳虚者易治,偏于阴虚者难疗(如阴虚臌胀、水肿),阴虚及阳比阳虚及阴者尤难,提示形质的损耗较功能低下的虚证更难调治。正如张景岳所说:“凡治虚证,宜温补者,病多易治;不宜温补者,病多难治。”
对虚证病人及病后的康复调理,周仲瑛还强调应该重视“药补不如食补”的原则,根据虚损的性质,结合食物的气味和所补脏器,有选择的食用。如羊肉、海参、雀肉、淡菜、胡桃肉、栗子、牛乳、羊乳、桂圆等具有温补作用,甲鱼、龟肉、鸭子、黑鱼、白木耳等具有清补作用,山药、莲子、百合、黑芝麻、大枣、燕窝、猪腰等具有平补作用,可根据不同体质有选择性地食用,以辅助治疗。(郭立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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